习书记很接地气，调研时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、群众听得懂的话，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，今年收入多少钱，收入靠什么，每样能卖多少钱，等等。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，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。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、卖茶收入多少钱、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，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，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，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。

采访对象：

王绍据，1947年10月生，福建福鼎人。1982年任福鼎县委办副主任兼县委新闻科科长、县广电局局长，1989年8月调地区负责《闽东日报》复刊工作，同年11月任报社总编辑。其后兼任地委宣传部副部长、宁德记协主席，宁德市委委员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。

采访组：王总编您好！习近平同志在宁德时一手主持了《闽东日报》的复刊工作，您作为当事人，请谈谈当时的情况。

王绍据：《闽东日报》创刊于1952年4月，前身叫《新农村报》，1958年7月改版为《闽东日报》，曾被评为全国三家先进地方报纸之一，《人民日报》1960年6月12日曾刊发《闽东日报》代表介绍经验的文章。1961年，因经济困难，《闽东日报》又改为《闽东报》，隔日出刊，后改为周三报。1969年在“文化大革命”时期停刊，一停就是20年。

1988年，习书记来到宁德之后，感觉这里交通不便、信息不畅、基础不好，指导基层开展工作有困难。这种情况下，他提出由地委宣传部研究恢复《闽东日报》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受到原省委书记项南同志影响，项南书记有一句名言：“不懂得利用报纸做工作的领导是手工业式的领导。”就是说，没有新闻舆论就不利于开展工作。所以习书记下决心一定要把这个报纸办起来。可是《闽东日报》要复刊，人、钱、物什么都没有，怎么办？习书记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来解决。

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合适人选。当时有两种方案：或者请《福建日报》的记者、编辑来帮助复刊，或者高薪到外面请人来办。后来，这两种方案都没有成功。一是《福建日报》的记者本来就有很多事情，这边复刊工作量很大，两头兼顾不下来；二是当时财政非常困难，捉襟见肘，一些地方干部的工资都发不出来，何谈高薪请外援。最后决定就地取材，在宁德本地寻找办报人才。我当时在福鼎县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兼新闻科长、广电局长，主要负责新闻方面的工作，算是有一点经验。于是，这项光荣的任务就落到了我头上。

其实，当时我对地委物色人选的事一无所知。我清楚地记得，那是1989年8月底，习书记的秘书打来电话说：“老王啊，我们习书记有事情找你，你明天到他办公室来一趟。”我当时听了，心里忐忑不安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第二天早上7点钟，我就动身出发，从福鼎到宁德走了4个小时，到了地委大院，我热得气都喘不上来。习书记在办公室里，一看到我来了，马上走出来，亲切地和我握手，说：“绍据同志，你辛苦了！”他看到我满身是汗，赶紧从橱子里拿出一条崭新的毛巾给我擦汗，还端了一杯茶过来，让我先歇一歇。我本来觉得很拘束，但见他这么亲切，感觉距离一下就拉近了。

习书记让我坐在沙发上，和我谈了起来。他说：“这次我们研究准备办一张报纸，想请你来负责复刊的具体工作，尽快把《闽东日报》重新办起来。你有什么困难，都可以跟我说。”听他讲完，我吓了一大跳，一时没反应过来，脱口就跟他讲了三句大实话。我说：“习书记，我一没有文凭，小时候家里穷，13岁就辍学了；二没有办过报纸，毫无这方面经验；第三，现在宁德地区财政这么困难，要办一份报纸谈何容易啊！”他听了以后，稍微思考了一下，针对我说的三点困难一一给我吃定心丸。他说：“文凭不是问题，关键是有敢于担当的责任心。我看到你1984年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发表的读者来信，当时你敢于揭露宁德贫困状况，为广大群众疾呼，引起广泛讨论。就冲这一点，就说明你对闽东有感情，对党的事业有担当，我相信你。关于经验问题，你毕竟在基层写过新闻稿，在复刊工作中还可以边实践边学习，不断积累经验。经济上，现在我们财政确实非常困难，但地委决定从‘牙缝’里挤出10万块钱给你作为‘起家本’，相关人员由你组织，用两个月时间把报纸拿出来。”

就这样，习书记和我谈了20多分钟。我完全没想到，我与习书记素未谋面，第一次见面，他就对我如此信任，又如此坦诚，打消了我所有的顾虑。我下定决心不辜负他的期望，把《闽东日报》重新办起来。

采访组：《闽东日报》复刊期间，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？习近平同志当时是怎样帮助解决的？

王绍据：那个时候报纸复刊就是一切从零开始，一无所有，先在军分区一个小阁楼里租了四个房间，开始“招兵买马”。考虑到从事新闻工作要有一定的学识和素养，我们就先从教师里招人，这样上手比较快，也能保证办报质量。

时间一长，又面临一个新问题：军分区的房子很贵，四间房的房租一个月要600多块钱，那个时候是不得了的。租了半年多以后，我实在是觉得负担太重，就找到习书记说：“书记，我们就这10万块钱，想方设法省着花。可光房租这一项就要用掉好多钱，我是真心疼啊！”他听了之后，告诉我他心中有数，他来解决。后来，在习书记的协调下，我们的房租就全部免掉了。少了这一项负担，我们更加心无旁骛地做着复刊工作。两个月时间，我瘦了20斤，但能跟着习书记做这项有意义的事业，我感到很值得。

终于，1989年11月1日，《闽东日报》复刊了。那个时候不叫《闽东日报》，叫《闽东报》，因为是一周一期，后来变成一周三期，直到1993年才变成日报。习书记亲自为《闽东报》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复刊词《坚定方向 弘扬正气 振兴闽东》。他写道：“期望《闽东报》重展当年雄姿，紧扣时代脉搏，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、坚持改革开放、建设社会主义新闽东的宏伟大业中奏出时代的强音。”他亲自拟定了办报宗旨和编辑方针，提出要大力宣传本地区各条战线的新成就、新人物、新典型、新经验，探讨新问题。还要帮助广大干部群众了解信息、拓宽思路、增长才干，促进闽东经济振兴，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向前发展。

采访组：在《闽东日报》复刊过程中，习近平同志就办刊等问题和您聊过哪些想法？

王绍据：我们当时住得很近，他在地委宿舍，我在军分区，他平时经常到军分区散步，晚上有时候就到我这里来找我闲聊。他经常和我讲一些办刊的想法。讲得最多的有这样三条：一是新闻工作要把握时代脉搏，既要结合当前形势传达好、宣传好、贯彻好中央的各项方针政策，又要着眼闽东实际，为振兴闽东服务；二是报纸要形成一面旗帜，成为地委的喉舌，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；三是报纸内容要接地气，要反映群众真实的心声和呼声。他很推崇毛主席讲过的一句话：“一个报纸既已办起来，就要当做一件事办，一定要把它办好。这不单是办的人的责任，也是看的人的责任。”可见，他对办好《闽东日报》、对做好闽东的新闻工作有很深入的研究，也有深刻的思考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调离宁德后，对《闽东日报》还一直关注吗？

王绍据：1990年5月，习书记就调到福州去了，但他一直关心着《闽东日报》的发展。《闽东日报》复刊10周年的时候，他写了一个题词“为振兴闽东服务”，15周年的时候，他在浙江省委书记任上，又专门发来了一封贺信。1996年，报社从军分区搬出去，在印刷厂旧址上盖新大楼，8月10日举行奠基仪式。当时习书记已经是福建省委副书记，但他是我们的老书记，又是推动《闽东日报》复刊的决策人，我们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他发了请帖。本以为他公务繁忙，脱不开身，可没想到当天他专程赶到这里，就为了出席仅有10分钟时间的奠基仪式。这对我们闽东报人是一种莫大的支持和鼓舞。

还是2000年，我带队走访全省特困乡洪口乡，考察了这个曾是全省最困难乡镇的脱贫历程，写了一篇7000多字的《走近洪口特困乡》长篇通讯，发表在《闽东日报》上。没想到习书记注意到了这篇通讯，还一口气作了100多字的批示，大意是：看到这个特困乡有这么大的变化，他感到非常喜悦；但是这个变化还是阶段性的，我们的扶贫工作还需要继续努力，希望全省各地都要继续努力。他离开闽东，仍然牵挂着闽东，也一直关心着《闽东日报》的发展，还特别乐于看到《闽东日报》在闽东脱贫致富路上发挥应有的作用，我想这也是他当初推动报纸复刊时的初衷吧。

采访组：习近平同志一直牵挂着宁德的扶贫状况。您作为新闻工作者，当年有没有和他一起下乡调研的经历？能给我们讲一些具体的事例吗？

王绍据：1998年、1999年，习书记担任省委副书记兼省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，我跟他下乡的机会比较多，每次到宁德都是我陪他去调研。他的调研工作非常深入，而且非常务实，尤其关心贫困群众和弱势群体的生产生活，解决连家船民上岸和茅草房搬迁问题就是典型例子。

连家船民是福建最危困的一个群体，广泛分布在沿海地区，主要在闽东，大概有18000多人。他们一生都在海里面漂泊，一家人挤在一条船里面，船就是房子，就是所有家当。连家船民过去被人歧视，叫作“曲蹄”，因为他们世世代代蜗居在船里，脚都是弯的。船上的漂泊生活非常危险，遇到狂风暴雨，船一翻，一家人的性命都没了。所以习书记下定决心解决连家船民上福州出租车票岸问题，给他们在岸上建了房子。

上岸问题解决之后，他并没有认为这件事就结束了，又去找那些连家船民搞回访，我跟他一起去过。结果，我们发现不少人上岸之后又回到了船里。这引起了他的重视，房子都建了，为什么他们不愿意住在里面？带着这份疑问，他坚持打破砂锅问到底。1998年夏秋之交，我陪他到霞浦县盐田乡，走进船舱，和船民面对面交谈。习书记个子很高，而连家船的船舱很矮小，他几乎就是趴着进到船舱里的。我们找到船老大，问他：“岸上已经给你们建了很好的砖瓦房，你们为什么不上来？”船老大见到习书记，很吃惊，没想到这么大的领导会跑到船上来找他。他很感动地说：“想不到你这个大官会来到小船里，我就给你们说真话。我们这些人一辈子靠海为生，上岸后只有一个房子，有什么用？我们吃什么？哪有钱买菜、哪有钱买衣服？”习书记听后，回到机关就召开会议进行研究，后来又回到连家船聚集较多的福安县开了一个现场会。他说：“解决连家船问题，根本的是解决船民上岸、定居、乐业一整套问题，不仅有房可住，还要有业可就。”他还提出很多具体务实的意见，比如给连家船民建的房子不能建高层，照顾他们的居住习惯；要让他们能够养鸡养猪，能靠养殖业解决生计问题，等等。这个现场会开完以后，他立即要求做好相应的实施和推广工作，连家船民上岸问题从此得到彻底解决，人上岸了，心也上岸了。

另外，我感到习书记对宁德文化建设也非常重视，他把闽东的锦绣河山和灿烂的文化传统比作“闽东之光”。我们闽东的确有很多特色文化，尤其是畲族文化。畲族没有文字，但有独立的语言，他们的歌叫作畲歌，在一些饮食服装方面很有特色。当时习书记对这些内容都很感兴趣，还多次开会强调要多从文化角度找到闽东的闪光点，做到知我闽东、爱我闽东。他还就怎样传承畲族文化、龙岩打车发票保护畲族文化提了很多意见，鼓励闽东搞旅游开发。这在当时来讲，都是很超前的观念。

采访组：当时您陪着下去调研，习近平同志一般都和群众聊些什么？问些什么问题？

王绍据：习书记很接地气，问的都是实实在在的话、群众听得懂的话，比如说家里有几口人，今年收入多少钱，收入靠什么，每样能卖多少钱，等等。而且他不是随口问问就算了，了解之后还会认真计算一下。比如说养猪收入多少钱、卖茶收入多少钱、种蔬菜等经济作物多少钱，把这些零散的加起来，和之前地方政府汇报时讲的数字作比对，就知道那些数字是否有水分。比如稻谷，亩产1000斤就不得了了，平常也就是七八百斤，如果有的地方报1500斤，他就知道肯定是虚报了。习书记在陕北当过七年知青，对农活很在行，在这上面搞猫腻骗不了他。他和群众聊天都问真情实况，基层干部不敢给他讲假话。他的务实，正体现于此。

采访组：2016年2月19日，您在赤溪村与习近平同志进行了视频连线。您认为当时为什么选择赤溪村这样一个地点？

王绍据：赤溪村麻雀虽小五脏俱全，可以说就是中国扶贫的一个缩影。1984年，我在福鼎县委报道组组长任上，也算是基层一个普通的通讯员，有一次到赤溪村调研，震惊于当地的贫穷落后，那真是“祖祖辈辈吃番薯度日，买不起鞋子光脚板”的辛酸景象。我写了一个情况调查《穷山村希望实行特殊政策治穷致富》，寄到《人民日报》，没想到《人民日报》6月24日在第1版上以读者来信形式刊发出来，当时乔石同志作了批示。批示传真件很快传到福建省委，又厦门出租车票传真到我们福鼎县委，1984年6月下旬，赤溪村扶贫工作就正式开始了。这是我们党最早有领导有组织地开展扶贫工作的村，所以叫作“扶贫第一村”。30多年间，赤溪村经历了“输血”“换血”“造血”三个扶贫历程。输血扶贫就是缺什么给什么，缺钱给钱、缺粮食给粮食。换血扶贫就是实施搬迁，因为当地陆地条件太差，作物很难种植，既然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，就搬到条件好的地方去。最后是造血扶贫，如果不能发挥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，扶贫最终是扶不起来的。赤溪村因地制宜精准发力，激发群众的脱贫意识，敢于同贫困作斗争，现在依靠开发旅游资源和村民自主创业，赤溪村已经实现了脱贫致富，成为中国许多贫困山村脱贫致富的一个典型。

2014年是《人民日报》刊登赤溪村贫困状况30周年，《闽东日报》刊登了整版“中国扶贫第一村的嬗变”，由福建省委办公厅摘其要报送到国家民委，国家民委把相关内容做成简报，呈送给习近平总书记。他看了赤溪村的变化，作了100多字的批示。2016年2月1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刊发文章《脱贫路上的赤溪村》，第10版整版刊发了长篇通讯《“中国扶贫第一村”脱贫记》，这两篇文章中都提到了我。据说总书记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把这两篇稿件都看了。我想，习书记选择在赤溪村视频通话，代表了他对宁德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，也代表了他对宁德人民的深深惦念。而他选择与我视频连线，可能也是看了这两篇新闻稿的缘故。

采访组：请您给我们讲讲当时视频连线的具体情况。

王绍据：当时我完全没想到自己能和总书记视频连线。2016年2月，《人民日报》两篇报道刊发不久，市委宣传部长给我挂电话说：“你最近不要离开宁德，北京有客人可能要找你。”我没想太多，就说可以。到了2月17日，《人民日报》福建分社的社长给我打电话，说：“下午会有车来接你，咱们一起去一个地方。”我问去哪里，他说：“现在你不要问，你就跟我来。”下午见了面，坐上车，他才告诉我去赤溪村，一路上也没再解释什么。

2月18日下午，人民网总裁和我们连线，他说：“请大家明天一定要精神饱满，总书记要和你们视频连线！”我当时听了感到非常震撼，总书记要跟我们对话！那我要怎么说呢？我觉得，习书记在宁德和我们是很亲近的，无论如何都要带着真感情和他对话。

2月19日，视频连线开始，先由赤溪村党支部书记向习近平总书记汇报1分钟，总书记再和他进行对话后，就轮到我了。看到总书记就像站在我们面前一样，我一下子就激动了，铆足了一股劲，大声地说：“总书记，新年好！请允许我代表乡亲们给你拜个年！回想你在宁德工作的日日夜夜，我们都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我们大伙都非常想念你呀！赤溪村脱贫致富有如此变化的今天，印证了你在批示中的16个字：‘艰苦奋斗、顽强拼搏、滴水穿石、久久为功’。”其实心里还有很多话想对他说，但时间所限，我最后讲了一句话：“总书记，乡亲们热切盼望你回宁德走走，到赤溪村看看！”这一讲，一下子就把总书记的感情牵动了起来，他深情地讲道：“绍据啊，看到你我感到很高兴。一听说你已经退休了，我很感慨，当年我们一起下乡的时候你还是个小伙子。当年，我们的下乡调研还是比较深入的，所以现在我特别注重倡导在地方工作的同志能够深入基层，新闻战线的同志也要多接地气，这样才能了解真实情况。你几十年前报道赤溪村的情况就很有新闻价值。赤溪村脱贫致富的历程就是全国扶贫工作的历程，要很好地总结。绍据，你是当地的‘活地图’‘活字典’，要很好地帮助大家总结扶贫经验，提供一些实际情况，为下一步全国全面摆脱贫困、建成小康社会发挥余热。最后，也祝你们新春愉快，生活幸福、事业兴旺！”原本计划4分多钟的视频连线，总书记跟我讲话就讲了3分20秒。听着总书记的亲切话语，望着他充满喜悦的神情，我一直热泪盈眶。

采访组：那一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、对您产生了怎样的影响？

王绍据：当天下午，很多朋友甚至在国外的朋友都给我打电话表示祝贺，打得我手机一直发烫。回家后我也不敢随意出去，很多陌生人看到我都高兴地和我打招呼说，“你真厉害啊，能跟总书记视频连线”。直到4个多月过去了，我在街上走，还有出租车司机在我旁边停下来，说：“我认得你，你是和总书记视频的那个人！”说着，还让我免费坐他的车。我知道我是沾了总书记的光，这代表着大家对总书记的尊敬和爱戴。

这次视频连线对赤溪村的影响就更大了，总书记相当于为赤溪村做了一次广告。第二天就有很多人慕名而来，想帮助赤溪村尽快致富。我举一个例子。视频播出以后，厦门有一个人专程自驾来到赤溪村，看到村里很多女同志包着头巾，他问是什么原因，女同志就说是患了偏头痛，到处都治不好。他就拿出家里祖传的秘方免费为她们治疗。他后来连续来了8次，带着自己熬的药，把村里的人都治好了。村民们做了面锦旗送给他表示感谢，他说：“这要感谢总书记呀，没有总书记的视频，我也不会知道赤溪村，更不会来到赤溪村。”

采访组：作为曾经和习近平同志一同工作过的新闻人，您还有什么切身感触吗？

王绍据：总的来说，在我与习书记有限的相处中，有一个很深刻的体会，就是在习书记身上，无时无刻不体现着一种务实精神。具体体现为五个“实”：一是为人朴实，他从厦门到宁德来当地委书记，可以说是一方主官，但他从不摆阔气，办公、开会的地方都原封不动，住也是在地委提供的旧宿舍里。他穿的衣服非常朴实，我看穿得最多的就是三件：夹克衫、中山装，冬天还有一件羽绒服。二是待人诚实，就是非常平易近人，没有官架子，经常主动跟别人打招呼，和什么人都能聊上几句。三是讲话真实，他怎么想就怎么说，不会拐弯抹角，正确的事情就支持，错误的就反对，不做“好好先生”。四是工作踏实，从来都是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干，不讲虚的，也不好高骛远。就我们闽东扶贫来讲，他一直坚持“弱鸟先飞”“滴水穿石”，这是他治理闽东的名言，也是科学的发展理念，是他经过仔细调研、总结经验后针对闽东实际情况提出来的。五是领导务实，他在宁德不论是扶贫、创收还是开展文化活动、发展经济，都是贴近宁德实际、贴近老百姓生活去做的，而不是急于烧“三把火”，或是搞什么“大干快上”。

我在新闻宣传口工作了一辈子，从农村出身的农民通讯员到小县城里的一个专职新闻干部，成长为一个地方党报的总编辑，我感谢习书记的信任和重托，感谢他对我一片赤诚的肯定与鼓励。正是他在闽东期间所体现出来的对闽东振兴的殷殷期盼，鼓舞着我在新闻战线上不断做着鼓与呼的工作。他对闽东方方面面工作投入的大量心血、为宁德建设勾画的长远蓝图，我都努力通过新闻宣传的手段传递出去，让更多的人了解闽东、了解习书记的施政方略。他30年不曾更改的对闽东的厚望，是我们进一步扎扎实实做好工作的动力。我会按照他的嘱托，做更多为闽东发展发挥余热的事情。

（转载自2019年6月24日《学习时报》）